馬勒主要在維也納活動，跟史特勞斯的大都會柏林不同，緩慢古雅的步調，金飾銀框的精緻建築，提供馬勒奢華朦朧的創作素材。當荀貝格亟欲將這些金雕銀飾貶為朽腐物事時，馬勒仍舊相信藝術足以讓它們轉型。
馬勒生於奧匈邊境，一個使用德語，社會依存關係緊密的猶太小鎮。他的家庭不睦，性格也受到影響，佛洛伊德曾幫他做過心理分析，擷用童年一段殘片，當做他「悲喜交纏、輕重矛盾」性格的源點。在那個事件裡，馬勒不堪父母吵架逃家而去，跑到街上乍然聽到滾統風琴（barrel organ）演奏輕快的曲調：＜Ach, du lieber Augustin＞…
馬勒就學於維也納音樂院，1880年開始步上指揮台，足跡遍及中歐主要歌劇院。1897年受布拉姆斯之助，擔任維也納宮庭歌劇院的音樂總監，成為中歐音樂界的翹楚。為了取得這個職位，他心甘情願放棄猶太信仰，皈依為天主教徒。
理察．史特勞斯對於歌劇院指揮並不認同，他寫信給馬勒，要他把精力挪移到作曲，他認定劇院一定無法成為「藝術性的機構」。不過馬勒卻做到這點，不但劇院佈景跟曲目都設計得有聲有色，還訂下現代的音樂會禮儀，要求聽眾要安靜肅穆。Franz Joseph國王就說：「音樂這麼嚴肅呦？我一直以為音樂是讓人快樂的。」
馬勒的作曲起步較晚，1889年才寫出第一交響曲。1~3號交響曲，看得到史特勞斯的影響，素材今古雅俗並陳，也都遵循後期浪漫主義標題音樂的手法。
不過到了世紀之交，譜寫第四交響曲開始，他就揚棄描繪式的音詩性寫法。第四交響曲頗有莫扎特味道，他說自己要跟史特勞斯區格，跨入超越時空，具個人色彩的純音樂領域。五、六號也都拋棄標題。
六號首演日是1906年5月27日，值當他到聽完莎樂美後11天，地點在Essen，臨近軍事重鎮Krupp。有些聽眾聽完這首曲子，把它比擬為德國軍火。樂評家Hans Liebstockl就說：「Krupp只會生產大炮，而馬勒只會做交響曲。」有點諷刺味，不過挺有道理的。起頭開始，絃樂低音部用頓弓拉奏A音，打擊敲出軍事化的音效，外加八支法國號a小調築出的音牆，就已經很強悍了，等到定音鼓入場，擂擊出：左、左、左右左的號令，聽來就像是在閱兵遊行。
最後一次排練後馬勒回到休息室，激動不能自己。他被自己作品的威勢震懾住。愛瑪說他「來回走動，啜泣，無法控制…。」突然間，史特勞斯的頭從門縫探進來，說Essen市長身故，音樂會得加演一首追悼的樂曲。對整首交響曲，他僅有的評論卻是：最後一個樂章配器過大。
馬勒差點痛哭，史特勞斯竟然如此誤判這首樂曲！或者他是對的？最後馬勒真的縮減了配器。
事情過後，兩人的友誼變淡，馬勒覺得自己付出太多而史特勞斯回應太少，讓他「對自己對世界都非常困惑。」
音樂學者Herta Blaukopf借用托瑪斯．曼的故事＜Tonio
Kroger＞ 比擬兩人關係：馬勒就像黑髮的Tonio，想太多、感覺太多；史特勞斯就像金髮的Hans Hansen，不顧世道險惡總是昂首而過。他無法了解馬勒的執障跟救贖。
馬勒持續思考Graz回途時盤據腦中的問題：在世成名的人，還當得成藝術家嗎？對現世的評價他愈發輕忽，而寄情於後世的智慧。1906年，他對一個樂評說：「有生之年，我是無法得到認同了…我是尼采所說的『不合時宜』者；真正『合時宜』者是理察．史特勞斯。」給愛瑪的信則說：「終有一天麥粒將從糟糠中被分出來，當史特勞斯結束了，我的時候便會到來…」
所謂馬勒懷才不遇這個說法，根本是陳腐不實的，第一交響曲之後，他的作品多半很成功，連第六號也是，首演後，有一個樂評就描述說：作曲家要謝幕好幾次，回應擁擠的聽眾。
1906年夏天，馬勒開始寫作第八號交響曲，著眼於群眾，說是：給國家的獻禮。這首清唱劇似的交響曲，前半部以＜Veni creator
spiritus＞聖詩為礎石，後半部則取景自歌德浮士德。
第八號的耀目樂觀，硬把日益嚴重的反猶陰影掩蓋住，然而馬勒已經準備離開。1907年五月他宣佈離職，十月以第二交響曲告別維也納。大家都以為他是受迫而去,離開這個城市時，兩百多個擁護者前來送別，包括荀貝格跟弟子們，他們在車廂裡堆滿鮮花，馬勒的離去,也宣示了黃金年代的終結。
然而事實並不是那麼浪漫。整個1907年春季，馬勒都跟紐約大都會劇院秘密的磋商著，最後，紐約方面以史上最高的音樂家酬勞：三個月75,000 kronen（相當現值美金30萬）誘使馬勒點頭說：yes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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