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紀初，美國的音樂活動相當頻繁，各大都市幾乎都有樂團，來自歐陸的演奏家、指揮絡繹不絕，許多排練使用德語，曲目偏向德奧傳統。歌劇院的演出範疇則比較廣泛，法、德、義歌劇都有。當時音樂受重視的狀況，從卡羅素事件可見一斑。
從1903年開始，卡羅素就在美國駐唱，06年，某婦人指控他暗夜在中央公園對她毛手毛腳。這個新聞馬上被全美各報放到一版頭，可見卡羅素當時的名氣有多大。可笑的是，該事件非但沒有減損他的名聲，他還因此受益，名氣更大。
科技的發展，也對傳統音樂傳播網絡產生根本性的影響。1906年，也就是莎樂美Graz演出當年，Victor Talking Machine 公司發表新款留聲機，引發熱買風潮。卡羅素就是這個新媒材的最大受惠者，專輯＜Vesti ga giubba＞賣出100萬份，是歷史首度破百萬的記錄。
同年，發明家Thaddeus Cahill也發表電子樂器Telharmonium，擺放在大都會劇院的對街大廳，演出巴哈、蕭邦、葛利格的作品。後來因當地電話客戶抱怨通話受到影響，兩樂季後被迫停演。然而電子產品問世造成的革命性影響，已經是回不去了。從此以後，音樂被帶到更廣闊的世界，因之興起的大眾文化，也開始挑戰傳統作曲家的文化霸權。
美國當時並不欠缺古典樂，欠的是自產的美國古典音樂作品。早在1837年，艾默生在＜
The American Schoolar＞就曾對此現象提出警語。然而，作曲家的表現並不夠好，許多人雖寫出稱職的音樂，卻是歐式的，並沒有發展出美國的特有語彙。因此，對於渡海而來的歐陸音樂巨擘，人們只能屈膝接受。
1904年，理察．史特勞斯首度踏上美國國土，幾乎受到元首級待遇，不但訪問參議院，羅斯福總統還邀請他到白宮。面對盛情，他以新作Symphonia domestica回報。這首樂曲描述家庭生活，史特勞斯說什麼都能入樂，此曲即為明證。
由於大家都想看看他，除了既定音樂會外，最後又加演了兩場，地點是Wanamaker’s百貨公司。據紐約時報報導，四樓演奏會場擠進五千多人，被拒於門外的還很多，轟動一時。然而，歐洲媒體卻很不以為然，說他是財奴，竟然為了錢跑到超市去表演。
他的歌劇就沒這麼受歡迎，1907年，大都會歌劇院演出莎樂美，結果完全不同。貴賓包廂許多人中途離席，不想看到女主角親吻頭顱那一幕。據說商業鉅子J.P.Morgan之女看到人頭後臉色慘白，隔天歌劇停演就是她提出的要求。一直要到1934年，莎樂美才重返紐約。
莎樂美事件前幾天，普契尼也來到美國，停留五個禮拜，四部成熟的大作：＜瑪儂。雷斯考＞、＜波西米亞人＞、＜托斯卡＞、＜蝴蝶夫人＞輪流在紐約上演，引起熱烈迴響。為了答謝粉絲，他宣佈要以美國西部為背景，創作新的歌劇，也就是後來完成的＜The Girl in the Golden West＞。
這齣歌劇裡，普契尼取法的創源還不少，德布西跟史特勞斯的作曲技法，他在美國聽到的歌、舞，原住民旋律等，都被融入這齣新歌劇中。此外，劇中的中心人物，獨立無懼的Minnie，在女權不彰，歌劇女主角慣常脆弱紛亂的年代，無疑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。
馬勒在1907年踏上美國土地，雖然在大都會歌劇院的演出很順利，然則幕後卻暗潮洶湧，簽下他的人Heinrich Conried 被迫離職，董事會表達這樣的欲求：「走出德國跟猶太的氛圍。」義大利La Scala歌劇院的經理Giulio Gatti-Casazza接下經理職位，也帶來火源：拖斯卡尼尼。
還好另一個機會等著馬勒，他接下重組後的紐約愛樂，找到演出自己作品和經典樂曲的理想樂團。在一封家書中，他說：紐約客是沒有偏見的，我希望替自己的作品找到沃土，一個心靈家園，這是在追求官能主義的歐洲無法達到的。
在紐約，馬勒似乎也變了，不再那麼高傲，會出席社交活動，也會混入人群中，獨自搭乘地鐵。1909年，一封給Bruno Walter信裡說：「在我眼裡，每件事都在全新的光亮之中，狀況豐沛滿盈，我有如換了一個全新的軀殼。我從未像現在一樣，對生命充滿渴求。」
不過馬勒在紐約的最後一個樂季並不平順。他規劃的一系列現代曲目，得罪了聽眾還有樂團的曲目委員會。加上拖斯卡尼尼在大都會歌劇院首演普契尼的Girl of the Golden West，搶走了紐約的聽眾，馬勒腹背受敵，維也納的窘境似乎重現。幸好，最後他還是拿到新約，得以保有心靈的平靜。
1911年二月，他染病發燒，醫生勸他取消音樂會，他並沒有聽從。2月21號，他照計劃指揮一場義大利曲目的音樂會，裡頭包括Ferruccio
Busoni的Berceuse
elegiaque。這首優美帶些陰霾的樂曲，彷彿在敘述靈魂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。這是馬勒最後一場音樂會，致命的病毒侵襲他全身。樂季剩下的音樂會全都取消，馬勒回到維也納，五月八日病逝。
歐洲的評論家說馬勒是「金錢的受害者」，把他的死轉成反美的文化寓言。艾瑪呢，不知是否在轉移自己緋聞的焦點，也對報紙說：「我丈夫在維也納是非常有威權的，連皇帝都不敢指使他。在美國呢，竟然有十個女人，像玩偶般操弄他。」
馬勒本人說法卻不同，他認為在美國他工作量很輕，不論身體跟腦，都在合理範圍。而躺在他書桌上的10號交響曲，卻是婚姻生活出現問題的明證，除了痛苦困擾，尾曲開頭的葬禮進行曲，靈感來自1908年紐約消防隊副隊長殉難後的殯列遊行。第一樂章的高潮，包含一組九音不協和音，常被聯想成馬勒對艾瑪的苦惱。不過，也可能是他對美洲大陸宏偉曲折的景觀描寫。
馬勒之死令史特勞斯震驚，日後曾說他是可敬的對手，他的反面對照者。在紀念音樂會上他指揮馬勒3，不過後來寫成的交響詩Antichrist，才是他真正想獻給馬勒的。他一直非常困惑，馬勒為何皈依天主教？馬勒也很困惑，為何他把自己出賣給庶民品味。兩人的不同，預示了20世紀作曲家角色的分裂：現代？或庶民？
不過這首反基督的曲子，最後發展成龐大的交響詩An Alpine Symphony，曲中馬勒式絃樂跟史特勞斯式銅管交互出現，有如兩人併肩攀上藝術頂巔。也許是兩人在Graz山上眺望腳下的紀念吧。
曲末山霧來襲，登山者離開，被起頭的神秘和絃包覆住，太陽，則下降到山巒之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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