餘者喧囂(9)：維也納1900

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 托馬斯．曼的早期小說裡頭，總會有些染患妄大狂的角色，例如1902的＜Gladius Dei＞的Hieronymus，他穿梭在慕尼黑的藝廊，對一些漂亮沒有價值的商品咆哮批判：「難道你真認為這些俗豔的作品，足以照亮悲慘的世界？…藝術要點亮神聖的燄火，把世界的敗德熔解於救贖之中。」

  實境也的確如此，世紀末不乏怪異之客，走過窄梯後步入閣樓，推開一扇門扉便進入玄秘世界。一些秘密會社，如通神學、玫瑰十字會、新教會、卡巴拉會等，都應允現世的出口。政治領域中，也存在諸多革命者：共產黨、無政府主義、國族主義等。心理學領域裡，佛洛伊德提出本我超我等新解。總之，現世潛藏諸多引信，準備顛覆現狀。

  維也納恰是布爾喬亞對決前衛者的戰場。一群『真理追尋者』（歷史學家Carl Schorske之言）已被包覆住所有真相的金雕飾葉所激怒，正準備要宣戰。他們替邊緣族群、同志、妓女代言，其中有許多是猶太人，心懷不被認同的無力感，面對粉飾太平的謊言，只能轉向負面批判。為了和布爾喬亞的多元性相互區隔，他們各自找到前衛的分域。各別領域的人物包括政論家Karl Kraus、建築師Adolf Loos、畫家Oskar Kokoschka、Egon Schiele、詩人Georg Trakl等。他們互不相屬，遇到回擊也不相互奧援，Kraus就曾說：「就算一定要在兩個惡魔裡選擇較佳者，我還是兩個都不選。」

  真理追尋者裡頭最激進的人，首推哲學家Otto Weininger。1903年，他才23歲，就選擇在貝多芬殞命的房裡自殺。死後他的博士論文卻廣被傳閱。他認為歐洲在種族、性別、道德幾方面都在退化，原因是女性特徵蔓延。這種殘局，需要一個雄性的天縱英方可以救贖，華格納就是他理想的對象。很奇怪的是，這個怪異的說法卻影響不少人，如：Kraus、維根思坦、喬艾思、荀貝格等。

  時代的革命手勢，有時暴露出反動的心態，當時一些現代派成員，有的竟投身到極端的主義，如納粹主義中。因為布爾喬亞的膜拜，有些藝術家竟也被植入藝術無錯的態度。加上社會也容忍藝術家這樣子生存。這些因素，促成了現代藝術的極端性。

  此外，維也那的確浸淫在音樂裡，然而卻都是舊音樂，演奏曲目看不到新曲子。18世紀末，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的演奏曲目中，84%是當時的創作曲。到了1855年，掉到38%。1870年，則只剩下24%。當時大眾喜歡的新品，卻是蛋糕步態舞諸類通俗性的東西。

  荀貝格的理念是這樣的：如果布爾喬亞對新音樂沒興趣，而新興大眾只喜歡俗品。好！嚴肅的作曲家也不用振臂疾揮了，就遁入有為有守的孤獨中吧。

  馬勒看完莎樂美之後懷疑：群眾之音豈上帝之音？荀貝格則倒轉為：事實上，群眾之音乃惡魔之音。他寫道：「如果是藝術，就不是為眾人所寫。如果為眾人所寫，就不是藝術。」

  作曲家跟群眾的裂痕，是這種忿怨態度的結果？ 或者作曲家對大眾不理性的批判採取的是理性的反應？說真的，無解。不過，19世紀末的消沉狀態卻是，藝術家跟群眾雙雙放棄追求共通的夢想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