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悲傷的草原》是希臘大導演安哲羅普洛斯《希臘三部曲》的首部曲。這些片我多年前曾經看過,劇情忘得一乾二淨,倒是音樂常駐腦中不忘。還為此買了一片他的電影配樂。二十多年前我初返市交,工作並不順利,常常考慮要辭職改行。於眾多考慮中,寫作一直是首選。還記得自樂團下班返家,常在舊家獨自聆聽這些樂曲。樂曲孤寂曠闊,好幾年間涵育了我的靈魂。當時,除非和小孩見面玩耍,我的心境大半處於憂愁中。
《悲傷的草原》是一部象徵性的電影,劇情點散流轉,不循正常的時間軸線運行。到了最後跳躍尤其厲害。如果一個藝術品應該有齊一的內在邏輯,它顯然與此相違拗。電影乍看有寫實風格,其實不然,大量象徵性的場景、劇情,只是披著寫實的外衣而已。有幾幕彷彿跳成舞台劇,絕不可能在現實人間發生(如艾蓮妮深夜獨自到海港,跟幾個男子跳舞那幕)。
觀看時,很巧的,我剛好有一個參照點,讓我想了很多⋯⋯。
最近,我本想寫一篇童話,名為《土地公與俄羅斯獵狼犬》。既是童話,伏案時我總假想有一群小孩,瞪大眼睛在聽我胡謅。在這種狀況下,概念必須完全撤除。或者說,概念的抽象性得先歸返它未被萃取前的具象狀態。
清空觀念,清空冗贅的語詞,我面對到的世界完全不同。這才發現到自己的才能其實頗為貧瘠。觀念可以發展,語詞可以琢磨,然而孩童需要的不是這些東西。但我其實倚仗兩者頗深。我的作品,說不定有八成是靠觀念和語詞所架撐出來。
面對到這些困境,我暫時放棄書寫,把卡爾維諾的《義大利童話》拿出來重讀。在我的理解裡,他「蒐集」的這些民間傳說,都是渾然天成的一流作品。
看後,我知道可以轉借的成份不多,畢竟時空背景差異太大。
我乍然想到以撒·辛格,他也從事童話「創作」。上網google,本來想買原文版,想不到有一本中文譯本《有錢人不死的地方》。馬上就購買了。書末,辛格自述創作理念,名為《兒童是最佳文學評論家》。短短六頁,完全說中我心中所想。
我引用其中一段話:
在這個新時代,說故事已經成了一種被遺忘的藝術,並且被不
夠專精的社會學,和過度氾濫的心理學取而代之。可是,兒童
依然是獨立的讀者,只問自己喜歡與否,不過問其他。聲望和
權威對他們毫無意義。
之所以引用辛格那段話,因為觀看《悲傷的草原》時,我的腦筋是充滿各種疑問的。如下:
「這部片好嗎?我是否被安哲羅普洛斯個聲望和權威影響?」
「其實,不要管形式,不要管自足的一致性,它真的很好!」
「每個畫面都深具意義!沒有大師的眼睛,是不可能達到的
」
「艾蓮妮是希臘的象徵嘛?雙胞胎是希臘敵對兩方的象徵?⋯⋯」
我的問題應該很好解答,安哲羅普洛斯也一定是一位觀點明確的大師。問題是:讀者跟觀眾需要追逐他嗎?他給定的東西如果「模糊不清」,需要考證、需要到翻查各種背景、知識,那,這部作品是否不夠「親民」?
「我們並不虧欠創作者!」那一向是我的信念。雖然面對音樂史時,我的信念一直搖晃不定,但是晃動區自成一條寬軸線,中心仍然是這個信念。很寬心的是,我喜歡的一些作家,如馬奎斯、以撒·辛格等,也多多少少有類似的觀點。例如:喬艾斯的《為芬尼根守靈》,算是一本巨著,在以撒·辛格的眼中卻是「教授們很喜歡詮釋的謎語」。
《悲傷的草原》究竟是不是一部「謎語」呢?我覺得是。或許,它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謎語。可是,不知道為什麼,我總覺得人跟作品初相遇時,作品就必須給定基本的樣態,不可以高高在上。
我大概當不成學者吧!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